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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的大武汉正在努力找到适合城市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以图走向全面复兴。
《商业价值》杂志 尹训宁
赵鑫｜文
“现在的武汉就是个大工地，整个武汉有5000个项目在开工，这些项目预示着大武汉即将快速发展起来了。”在武汉，随便打一辆出租车，出租司机都会和你聊起大武汉复兴这个梦想，也会和你侃侃而谈大武汉值得骄傲的资本。
确实不假。在中国，只有两个城市称得上“大”，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便是大武汉。大上海自然不用多介绍，很多人可能对大武汉的来历不是很清楚。其实大武汉并非自称，而是源自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里所说：“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自此，武汉不仅有了“大武汉”之称，而且获得了“中国芝加哥”的美誉。
如果说大武汉曾以“中国芝加哥”而骄傲的话，今天的武汉才真正有了骄傲的资本——“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的第四个“新特区”。此外，“武汉城市圈”的建设，也为大武汉的复兴规划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武汉城市圈面积约为58051.8平方公里，占湖北省面积的31.2%；2009年人口2998.93万，占全省52.4%；GDP总量达到8000多亿元，占到湖北省的6成多。因此，“大武汉”的含义不仅包括了孙中山先生的希望，而且从面积到人口，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都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武汉”。
那么，仰仗“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大武汉能否重新走上崛起和复兴之路？
后来者居上
实际上，说起武汉，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是心中比较纠结的，主要原因是曾经的武汉相当风光。仅在“一五”期间就有8项国家重点工程落户武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净产值以及实现的利税额均列全国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
但自此以后，武汉开始“掉队了”，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阵痛，经济发展一度低迷。客观来说，武汉在这20多年中，不仅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副省级城市中的地位也是直线下降，经济总量甚至不如青岛等城市，武汉经济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
可能会有人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的建设，自然东部的城市发展比较快。此后开始了西部大开发，成都、重庆等城市迅速崛起。中部“塌陷”客观上造成了武汉的衰落。
其实，武汉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早在2003年，武汉市连续3年以民营经济改革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申报综改区，但是由于武汉第一产业没有形成集约化经营，第二产业整体经济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科技型、外向型企业偏少。结果自然申报不成功，武汉很失落。
前两次的失败并没有打击武汉的信心。2006年开始，武汉把“申新”的目标转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但因在全国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形成气候的情况下，武汉经济发展又没有走在前列，进行体制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更小，暂不适合进行管理体制改革。这一次，武汉又失望了。此后，武汉转换主题，申请“武汉新区”建设，但因既没有落实又没有新意，再次铩羽而归。
接二连三的失败终于让武汉把发展模式锁定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之上。武汉希望可以直接跨越传统工业发展走的“高耗能、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寻找“高科技、高效益、高就业、低能耗、低污染”的发展路径。
大武汉建设成效已经逐步显现。2010年第一季度其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突破3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接近150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5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600亿元。这些指标已经全部达到甚至远远超过2000年全年的规模水平。
其在结构转型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功，8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1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力度加大，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5.9％，同比提高4.2个百分点。
武汉的优势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武汉都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小伙子”。
首先，武汉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武汉素来有“九省通衢”之称，但今天的武汉，开始重塑交通优势的地位。由于处于东部与西部的交汇点，同时也是连接南北方的中转站。因此，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武汉起到了转承东西，连接南北的地位，“十字中心”的位置使得武汉的区位优势异常突出。
铁路：武汉将投资修建全国最大编组站、集装箱货运站、武汉动车段，将成为全国唯一拥有3座特大客运车站的城市，并将与北京、上海、广州一起，成为我国铁路四大调度指挥中心。
水运：预计到“十二五”中期，万吨轮船可直达武汉，这意味着武汉新港可在3000公里的范围内与东京、大阪、首尔、新加坡、雅加达等国际城市常年直达。武汉新港正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走向海外的门户。
航空：在第三航站楼建成后，天河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3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将达到44万吨，相当于目前的3倍以上。武汉将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全国第四个航空枢纽。
由此可见，武汉正在竭力打造中部乃至全国的交通枢纽，并且全方位的发展各个体系的交通，这在内陆城市是非常罕见的竞争优势。
其次，武汉无与伦比的科教资源。武汉城市圈有科研院所59所，在校大学生92万人，在全国位居第二；拥有院士48名，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4个，科研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三。
而武汉雄厚的工业基础也是其复兴的重要资本。目前，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业和钢材制造业居全国前三位；以冶金、建材、汽车、石化、电子、生物等为主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形成；武钢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钢铁企业。武汉城市圈还具有比较完备的产业基础，尤其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农产品深加工、能源原材料等领域实力较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另外，武汉具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煤、铁、有色金属、淡水、水能等储量在国内名列前茅。武汉淡水资源十分丰富，长江与汉江交汇于此，在全国600多个城市，大概有一半的城市为缺水而苦恼，而武汉丰富的水资源也必将成为未来的竞争优势。
最后，非常关键的是武汉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总体水平明显偏低。欧洲亚洲发展委员会发布过一组关于武汉的数据：“这里是距离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枢纽三峡大坝最近的中国大城市，这里的能源成本是上海的1/3，交通成本是上海的1/4，工业成本是北京的1/8。”
在商务成本上，综合考虑原材料、人工、能源、运输物流、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其他制造成本等因素，武汉的东湖高新区具有10％的总成本优势。
拥有如此众多的优势，难怪美国《未来学家》给出的21世纪世界10大超级城市中，武汉名列第2位，评语这样写道：“武汉（中国）由于地处中部要冲、拥有高技术产业以及数十所大学和技术学院，武汉有很大的机会。”
转型的支点：光谷
在武汉，谈到发展，不得不说到武汉光谷。光谷不仅是武汉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是武汉转型的重要支点。
众所周知，武汉在中国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武字号”国企来支撑的，比如武钢、武重、武锅等重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前，依靠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武汉曾辉煌一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阶段，国企对于武汉来说，既是优势，也是负担。所谓优势，是指这些“武字号”国企为武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所谓负担是指这些国企由于改革不彻底，留给武汉很多负担。实际上，武汉面临的问题也曾是全国各地都面临的难题。
因此，武汉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型，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武汉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88年武汉就成立了东湖高新区，并在3年后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了2000年，武汉敏锐地觉察到光电子行业的巨大作用；2001年，武汉东湖国家高新区建立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正式登场亮相。
事实证明，武汉建设光谷的决策非常正确。光谷不仅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还是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国际市场占有率12%；光电器件、激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40%，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凭借着光电子产业的成功，光谷又在能源环保、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机电一体化和高科技农业等领域相继开拓。尽管去年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光谷主导产业依然呈现整体上扬的发展势头，完成企业总收入2215亿元，同比增长25.92%，实现逆势增长。其中，光电子信息产业完成总收入734.4亿元，同比增长18%；生物产业完成总收入201.5亿元，同比增长20.9%；能源环保产业完成总收入345.7亿元，同比增长19.2%；现代装备制造业完成总收入350亿元，同比增长24.4%；消费电子产业完成总收入101.2亿元，同比增长196.5%。
如今，光谷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09年底，武汉光谷非常幸运地搭上了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列车，这是继北京中关村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光谷将获得与适用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有关政策措施，包括开展股权激励试点、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等。
“光谷本身就是武汉经济由传统的重工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转站。这次获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不仅为光谷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同时也是加快整个武汉城市圈乃至中部建设的巨大引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在接受《商业价值》采访时表示。
不仅如此，与中关村“贸易+科技”模式不同，光谷走的却是“科技+贸易”，这主要是因为光谷的光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在世界位居前列。
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光谷在武汉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支点作用，从而撬动了整个大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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