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清脆的枪响，撕破被恐怖笼罩得密不透风的武昌城，瞬时把武汉推向历史的前台。当热血与革命，阴谋和镇压同时上演，改变的何止是个体的轨迹，更撼动了这座城市和国家的命运。
　　自武昌首义起，垂暮的清王朝轰然坍塌，绵延千年的帝制倒入坟墓，民主共和名义上接管了中国；自武昌首义起，颠仆了农民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第一次，城市变成运动的中心，新军、立宪派和市民跃升为改革力量；自武昌首义起，谈判、合作暂时代替了炮火。有刹那，中国复兴的火种可能燃起。不过，历史没有假设。辛亥首义的胜利还是腐烂在权力争夺的污泥里，继而战火重燃。

　　纵然时光流过百年，仍有无数后来者咂摸每个细节，追问为什么枪响在武昌？为什么是10月10日？
　　我们无意追究原因，也未必有能力给出答案，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它（辛亥首义）就是发生了，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奇迹。作为一本武汉的杂志，我们只是希望重温历史，穿越100年的硝烟，透过身在其中的个体，用微观的眼睛体认历史的宏大。那一年，那一天，武汉三镇发生了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

　　感谢辛亥亲历者，透过他们的故事，观察的视线才能抽离喧闹，看清一百年前的那一天——因新政饱受苛捐之苦的市民，因铁路路权践踏而愤怒的民众，因立宪受阻而失望的改良派，因科举废除发展无路的青年——就是这群人，聚集到革命党人引燃的火炬下，推翻了晚清脆弱的围墙，革了命。
　　革掉命的人呢，钻墙的瑞澂，砍头的端方，避世的载沣……他们并非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不过被历史的洪流卷到了天秤的另一端。走近他们，亦能体味历史冷暖。

张之洞督鄂：革命之前

1907年，离鄂赴京忧虑生

　　须发尽白，张之洞与他效忠的王朝一同迎来迟暮。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6月，调令终于下达——由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受命者张之洞心绪复杂，因为预备立宪之初，他已听闻风声：官制改革或将实行。清廷希望借由官制改革，加强皇权，削弱封疆大吏的实权。满朝地方督抚中最有权势者莫过袁世凯与张之洞。
　　朝廷对地方尾大不掉的担忧从未停止，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搬开“巨石”。这一次，张之洞无法再用“如果离鄂，两湖必乱”的说辞婉言谢绝。
　　经历过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饱尝晚晴政治纷繁变乱，张之洞都以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权谋屹立不倒，而此刻，他却体会着不可言说的苦闷和忧虑。
　　张之洞深知湖北局势，他担心自己的新政遭遇人走茶凉，或束之高阁，或全盘推翻。他更不放心湖北的革命暗流——1900年自立军事件后，革命暗流风起云涌。当权者轻不得，重不得，松不得，紧不得，否则干柴即燃。所以，即使手握革命者名单，他也倾向大事化小，烧掉名单（而他之后的末任湖广总督瑞澂恰恰相反，手握名册，即展开搜捕，顿时，风声鹤唳，终于引得辛亥革命爆发）。
　　然而，张之洞离鄂赴京后不久，他的忧虑一点点被印证。

督鄂17年兴业求富，反给革命留本钱

　　来去都是7月，境况大不同。17年前，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篆，几天后乘船经香港、上海，颠簸一个月抵达武昌。稍作休整，第二天便投入工作。
　　两项在广东未竟之事业——钢铁厂和枪炮厂嫁接到湖北的土壤。兴办钢铁工业，张之洞在广东已付诸行动，筹集款项，也向外商订购了设备，本来事情因他调任搁置。不过，接替的两广总督李瀚章思想守旧，无心办理。他的弟弟李鸿章深知办钢铁不易，提醒兄长不要碰烫手山芋。
　　“山芋”又落回张之洞手里，举步维艰的办厂开始了。首先缺钱，张之洞原以为200万银两可成事，海军衙门应允从铁路款项下拨供应。可是，应允变成空头支票，而建厂费用远超200万两。他只好四处借贷，甚至截留应上缴朝廷的款项。
　　耗银568万两、历时3年建设，龟山北麓生出汉阳铁厂高耸的烟囱。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陆续竣工。高炉开炼，张之洞亲临视察一周。登高俯瞰，烟囱凸起，屋脊纵横，映衬白烟吐纳、机器轰鸣。
　　1895年，枪炮厂开工生产，每月产枪500枝，子弹10万余发，炮弹7000多枚。到了1909年，它生产的武器除了装备湖北新军，还调拨北京和外省。
　　一边是官办经营耗资巨大，不得不疲于补漏；一边是现代企业冲击而生的雄壮和自豪感。张之洞在矛盾的夹缝中，义无反顾投向办厂兴业。只是他想不到：若干年后，首义新军在湖北官库发现总计4000多万银两，积攒数十年的兴业成果，反变成支持革命的源源财富；而铁厂的钢材、兵工厂的枪炮转为革命持续的战斗力。

督鄂17年建军求强，反给革命以枪

　　甲午战败的切肤之痛刺激了当朝权臣，张之洞力主编练新军，以他在两江总督时建立的“自强军”为基础，招募新兵，组建湖北新军。德国军官负责训练，而贴心的左右手还是侍卫出身的张彪。
　　生得高大，满脸憨厚，张彪从侍卫做起，倚靠张之洞平步青云，最牛气时掌管整个武汉的军队、军事机关和军校。他才是辛亥首义中，革命党面对的真正对手。首义时，他据守督府，一面机枪扫射，一面竖起招降大旗。
　　张之洞还发掘了一位国字脸青年——黎元洪。
　　甲午海战爆发，黎元洪所在战舰的管带逃跑，舰船搁浅。他跳海逃生，步行回到旅顺。这脚力是平时练就，因为家境困顿，黎元洪新婚后探亲，近百里路程往返都是徒步，只为省下路费。从旅顺到天津候职，他却被监禁数月，出狱后就投奔张之洞。
　　初次见面，张之洞称赞黎元洪稳重老成，是干练之才。随张之洞重回湖北，黎元洪更受倚重，3次受命考察日本。他不克扣粮饷，还设立被服厂发军服。所以，他旗下军士穿戴整齐，不像其他队伍服装破烂如乞丐，在新军中威望日盛。
　　与旧军区别，张之洞要求新军战士识文断字，不犯法，不是地痞流氓。到1907年，湖北新军第八镇官兵11200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4800多人。虽然人数不如拱卫京师的北洋六镇，但在1908年太湖秋操（军事演习），抽调湖北新军组成的南军三战三胜。
　　在张之洞枕畔，新军悄然酝酿着变化，革命思想感染着有识有志的年轻人，尤其当留学日本的革命新军归来，由量到质的改变。各种革命性团体在军营里扎根，透过老乡、同窗的私人关系渗透。
　　当花园山聚会透露出革命倾向时，张之洞果断地将革命扼杀于萌芽，不过他的方式是温和的，没有杀戮，而是把有革命倾向的年轻人送到国外，思想越激烈的送得越远。他以为结束了。可是，开启的思想没法闭合，留下的火种被小心传承。
　　当他离开湖北时，一次次被绞杀的革命团体已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换名字继续存在着。而张之洞的继任者却没有掌握如他般老练的火候，用力过猛，反而点燃了革命的薪火，新军绑上白毛巾，蜕变“革命军”。

尾声：

　　1907年初秋，张之洞离开湖北，到达北京，管理学部事物。
　　1908年，他效忠的皇帝、太后先后驾崩，而新上台的年轻权贵对充实皇权有了更大的兴趣。
　　1909年1月，摄政王载沣动了杀袁世凯的心思，张之洞挺身阻止。袁世凯保住了脑袋，借“足疴”归野。
　　1909年10月，张之洞沉沉闭上眼睛，翌年归葬家乡南皮。
　　两年后即1911年，10月11日，袁世凯在洹上村养寿园大摆寿宴，从北京请来谭鑫培、王瑶卿等京剧名角助兴，举杯之际，突然传来加急电报——“武昌兵变！”

（更多详细内容，请见《大武汉》第135期……）